新一轮猪周期开启

本文将猪周期定义为从2006年7月开始，以每3-5年中的猪肉价格最低点为旧周期的终点和新周期的起点。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划分出三个完整的猪周期，当前正处于第四轮猪周期中。2006年夏天由高致病性蓝耳病触发猪肉供给骤降，猪价迅速攀升并在2008年3月达最高点，第一轮猪周期时长约为48个月。2010年夏天，前期产能出清伴随着口蹄疫与猪蓝耳病，共同导致猪肉供给下降，第二轮猪周期开启并在2011年9月达到峰值。第二轮猪周期共持续约47个月。受到产能持续下降与环保政策趋严的影响，第三轮猪周期开始于2014年4月，并在2016年4月达到高点后开始回落，时长约为48个月。随着产能的不断下降，2018年5月猪肉价格触底反弹，第四轮猪周期开启。本轮周期开始时的猪价涨幅与之前较为相似，但2018年8月开始的猪瘟疫情，伴随着“南猪北养”等环保政策所导致的产能下降与供销分离，使得本轮周期猪价涨幅远超以往。

猪价的推手：新一轮周期、猪瘟与环保政策

非洲猪瘟疫情蔓延

非洲猪瘟疫情的蔓延是本轮猪价在短时间内迅速攀升的最主要原因。猪瘟导致我国生猪大量死亡、供给在短期内大幅减少，成为本轮猪周期最强的推动因素。本节在对我国当前猪瘟疫情与国外历史经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为非洲猪瘟对我国猪价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提供初步的定性分析。

非洲猪瘟病毒对人没有致病性，但对猪的感染性极强。猪瘟病毒可以在生猪、猪粪便、死猪甚至猪肉制品中存活，生猪一旦被其感染则100%死亡。猪的唾液、各种分泌物、血液、被猪瘟病毒感染的饲料、水源、物品器具、人员甚至空气都会成为猪瘟传播的载体。猪瘟病毒还有4-19天的潜伏期，无法从症状上完全判断生猪是否已经感染。由于疫苗尚未推广，猪瘟疫情一旦出现就需要对其方圆多公里内的生猪进行严格扑杀，并对封锁区内外实行严格的禁运，防止疫情扩大。

自2018年8月3日辽宁沈阳爆发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一年多以来非洲猪瘟较快扩散到了全国所有31个省市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从报告疫情地区分布情况看，辽宁16例是报告疫情数最多省份，云南、贵州疫情发生次数分列二三位。从区域来看，猪肉主产区东北同时也是此次猪瘟的重灾区。东北四省区一共报告32起，占全国总数的20.2%，大幅超过猪肉产量大约占全国10%的比重。

从疫情造成的影响而言，截至2019年10月31日，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已有31个省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共158起，全国累计扑杀生猪119.2万头。以每头猪出栏重量100公斤来计，到目前为止此次猪瘟已经直接导致猪肉供给减少11.92万吨，然而猪瘟的实际影响远大于此。从存栏量来看，从去年10月开始，我国母猪与生猪存栏量持续下滑，今年9月同比降幅甚至分别达到38.9%与41.1%。从产出缺口来看，美国农业部预计我国今明两年猪肉产量分别比去年降低850、1175万吨，进口量则分别提高104、90万吨。在猪肉消费量维持2018年5539.8万吨的情况下，实际猪肉缺口分别约为746、1085万吨，分别占消费量的13.47%、19.58%。有业内人士甚至预测仅2019年，我国猪肉缺口就将达到1400多万吨。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已经并且可能进一步导致我国猪肉产量的大幅度降低。

从时间维度而言，疫情爆发次数最多的月份为2018年11月，疫情涉及生猪存栏量最多的月份为2019年1月，即此次疫情最严重的时间点大约在2018年年底。近期疫情数与涉及的生猪存栏数均有逐步减少的趋势。本次非洲猪瘟疫情开始于2018年8月，在18年年底前后大规模爆发，目前尽管没有被根除但严重程度已经减弱。

猪价的推手：新一轮周期、猪瘟与环保政策

猪价的推手：新一轮周期、猪瘟与环保政策

非洲猪瘟疫情的历史经验

此次非洲猪瘟是首次进入我国，尚无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从其他国家来看，在强力实施了扑杀、隔离、限制猪只流动、消毒圈舍和污染场所等措施后，猪瘟疫情往往较快得到了控制。在我们统计的14个国家中，有50%在当年成功扑灭疫情，71%在4年之内扑灭疫情。余下国家主要是由自身操作不当导致了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西班牙由于错误地选择了使用疫苗，导致后期疫情反复；海地由于缺少经费和动物卫生的基础设施，未能及时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导致猪瘟迅速蔓延；俄罗斯为控制猪瘟设立了新规，但是并没有为农场主提供任何帮助，导致生猪生产与养殖走向“地下”，疫情越发严重。

自2018年8月猪瘟在我国爆发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扑杀、隔离封锁、跨地区禁运、补贴养殖户等强力手段，及时监控与报告全国猪瘟疫情，并加快了对疫苗的研发工作，因此疫情被较快控制住的可能性较大。结合我国当前猪瘟疫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未来疫情再次扩大的可能性不大。

猪价的推手：新一轮周期、猪瘟与环保政策

环保风暴与“南猪北养”

除猪瘟之外，前几年有关部门对生猪行业加大环保整治力度，推进“南猪北养”生猪区域布局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猪产能的阶段性下降。

我们在表格中对2014-2018年间与生猪生产相关的环保政策进行了梳理。以2016年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转折点，前期环保政策主要关注污染防治，后期重心开始向“南猪北养”的区域布局转移。本阶段环保政策的统一逻辑是按照环境承载力和资源优势，对全国的生猪生产进行区域专业化布局。具体而言重点鼓励潜力增长区特别是东北四省区生猪产业发展，限制“约束发展区”和“适度发展区”尤其是南方水网地区的生猪养殖。

政策本身具有经济合理性与客观必要性，然而对东北大规模扩大生猪养殖的客观不利因素估计不足。例如，东北的水资源不足以及严寒气候都构成了生猪养殖的不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南猪北养”设计对生产布局转变带来流通领域交易成本上升的影响考虑不够充分。“南猪北养”意味着“北猪南运”转运压力增加，这除了会增加跨区域的运输成本，还会增加防控疫情跨区域传播的难度。为满足居民普遍偏好食用新鲜猪肉消费习惯，生猪屠宰能力需较多配置在区位接近最终消费市场的端点，因而“北猪南运”主要采取跨区域活猪转运方式。这种配置方式的问题在于增加了风险。一旦运输链中有猪感染了猪瘟病毒，就很容易通过跨区域调运将病毒传染到全国各地，大大加速了猪瘟疫情的爆发。而一旦采取大范围封锁禁运，就容易导致全国范围内的供需不匹配，推动终端消费市场的猪价快速上涨。

近期随着猪瘟疫情的发展与猪价的快速上涨，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南猪北养”政策的弊端，并且积极鼓励各地区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不得超范围划定禁养区。“南猪北养”与环保政策基本被反转，未来继续对猪价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猪价的推手：新一轮周期、猪瘟与环保政策